8份判决书的见证新中国婚姻法60年进程系列报道之一 8份判决见证新中国60年婚

2020-07-07 23:06上一篇:业务探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 |下一篇:民法典,新婚姻法起诉离婚难吗?如何才能快速离婚?信金国律师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婚姻之于每一个人,不管美满还是残缺,都是人生中独特的风景。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国家大法《婚姻法》颁布实施,正式废除“封建婚姻”,跨出了现代婚姻的第一步。

至今,《婚姻法》已走过60年。60年间,一次立法两次大修,“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写进总则;60年间,结婚自愿离婚自由,“感情确已破裂”成为离婚的硬性标准;60年间,婚外情、第三者、家庭暴力等新词汇不断涌现,“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被法律确认……今天起,本报推出“8份判决见证婚姻法60年进程”系列报道,四川省高院提供的一份份泛黄的判决书,记录婚姻法一路走来的60年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婚姻观念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

2001年 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首次将夫妻的忠实义务写入法律

1981年 第一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了“感情确已破裂”为离婚条件,并将计划生育写入法律

2001年 修正后的《婚姻法》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首次将夫妻的忠实义务写入法律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正式实施,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妇女在婚姻中获得平等地位。

这部《婚姻法》只有27条,开宗明义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法律学者认为,第一部《婚姻法》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废除“封建婚姻”。

从1950年~1981年约30年时间。包办婚姻、一夫多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新中国第一次离婚潮、婚姻革命、“离婚也要讲政治”等时代烙印也打在了婚姻上,影响了很多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据表明,1949年~1950年,全国的包办婚姻占90%,只有10%是自由婚姻。 《婚姻法》出台实施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在城市、农村做了很多贯彻婚姻法的宣传和运动,使童养媳、小女婿等旧习俗逐渐被废除。

1950年~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兴起,约600万对夫妻离婚。离婚者中,有借此彻底摆脱盲婚、童养媳者,也有抛弃没有感情的包办。在关于离婚原因的调查中,为挣脱“封建婚姻”提出离婚的,占到了全部离婚案件的绝大多数,而提出离婚的多为妇女。

与新中国第一次离婚潮的兴起相对应,“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上世纪50年代最美妙的词汇之一。成千上万的人从包办婚姻的痛苦煎熬里解脱出来,随后掀起了一场婚姻革命。在那个价值单一的年代里,“干部”、“工人”成为年轻人择偶的首选目标。

在四川省高院关于上世纪50年代离婚原因的调查中,嫌配偶没有文化、土气、不漂亮,此类离婚案件的原告多为国家职员或城镇职工。处于第三位的是向往城市生活而提出离婚的,此类案件中,主要是城市或工矿附近的部分农村妇女厌倦了农村劳动,想嫁给城市或工厂的干部、工人,因而提出与农村丈夫离婚。

时间的车轮继续向前,上世纪60~7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划清界限: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父亲……婚姻也被打上了政治烙印

四川省高院的调研显示,1957年以后,当事人以划清政治界限或阶级界限为理由,提出与被判刑的人或五类分子离婚的,一般都被认为理由正当,多数案件都判决准予离婚。而在1966年~1976年期间,为政治服务曾一度成为处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离婚的标准。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情历来被认为是最美好的感情模式之一。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感情和政治斗争发生联系,则可能演变成一场悲剧。陈琳兰和丈夫的婚姻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告终结。

陈琳兰是某县营林处工人,任远强是某单位工人。两人原是街邻,从小便相识,算得上青梅竹马。长大后发展成了情侣关系,两人经过长时间的恋爱后,于1967年4月结婚,婚后因工作关系,两人虽分居两地,但夫妻感情很好。

婚后不久,陈琳兰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任所在单位的工人何某所写,何某在信中称,任远强犯有六大政治性罪状。收到信后,陈琳兰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写信给任远强所在单位的另外一工人,请他帮助。1970年2月,越西县组织上以任远强恶毒攻击国家领导人等罪状,给任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管制5年,押回原籍交群众监督改造。

陈琳兰知道丈夫被处罚后,服毒自杀未遂。在他人的劝说下,她提出要和丈夫离婚。在离婚申请书中她写道:“各阶级都有自己的爱和恨,我爱的是无产阶级,恨的是一切反动阶级。从阶级观点来讲他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我们专政对象,难道能让我一个革命同志作为反革命的家属吗?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之间再也不是什么夫妻关系,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离婚问题,是立场问题。”

面对妻子的离婚申请,任远强辩称,“与我划清界限是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并非必须离婚才能划清。”任不同意离婚。

组织上在接受陈琳兰的离婚申请后,对双方进行了讯问调查。陈琳兰承认,和任远强夫妻关系很好,除了政治问题外,提不出任何有关夫妻矛盾的事实和证据。陈琳兰还对财产分割作出极大让步,以关心丈夫离婚后的生活。任远强则表示自己可以改造好,今后决不与人民为敌,他说自己与妻子是自由恋爱,夫妻感情深厚,决不同意离婚。

调解中,群众代表多次指责任远强,“你离了算了,自己犯了罪,还要牵累别人做啥子。”“一个走的正确道路,一个走的‘反革命’道路,想拖人家是一种罪恶的想法。”任远强感受到极大的思想压力,但仍不同意离婚。

尽管如此,1971年,南江县公检法军管会、县革委人保组判决陈琳兰和任远强离婚。(当事人系化名)

省高院研究《婚姻法》的法官指出,此案发生在我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时期,即“文革时代”。那时的一切观念都打上了“阶级烙印”,社会观念发展到了除了“红”就是“黑”,并且这种“红”与“黑”是绝对水火不容的。那个时代的司法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陈琳兰和任远强的婚姻命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婚姻关系的观念。

公安局副局长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并提出离婚。为此,公安局副局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单位给予林俊东留党察看处分,行政上撤销了其副局长职务,经济上不给调工资。

上个世纪50~80年代,个人的家庭婚姻关系常常打上重重的组织印记。法院办理离婚案件,常常会征求当事人组织的意见,组织不同意离婚,法院很可能不准许。家庭婚姻关系没搞好,直接影响个人的事业,甚至仕途。

林俊东与陈倩如是自由恋爱并于1961年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十分融洽,生育了3个子女。

1964年,林俊东与他人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受到处分。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林俊东承认了错误,得到了陈倩如的谅解。1981年,林俊东当上了我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后与刘姓女子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陈倩如知道丈夫的不忠行为后,即写“第三者”刘某的小字报到处张贴。为此,刘某和陈倩如发生了打架,陈刘之间的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林陈的夫妻关系也极度恶化。

组织上在对林的事情进行调查之后,1983年,该县有关方面对林俊东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处理:给予林俊东留党察看处分,行政上撤销了其副局长职务,经济上不给调工资。

处理出来之后,林俊东和陈倩如的关系仍没有得到改善,夫妻间的感情急剧恶化。1984年,林俊东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离婚,陈倩如不同意离婚。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是自由结婚,婚后感情较好,1981年夫妻关系不好的责任主要是林俊东,故判决不准离婚。林俊东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定,林俊东和陈倩如虽是自由结婚,婚后感情较好,造成夫妻关系恶化林俊东应负主要责任,林俊东喜新厌旧的错误在法律、道德上都应受到谴责,对林俊东的错误已在党内和行政上做了处理,陈倩如对待林俊东错误的方法不当,对陈抱“不可取不可留”的态度,也不主动改善关系。一审宣判后,经多次调解无效,二审法院认定,林俊东和陈倩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改判两人离婚。

判决两人离婚2年后,二审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回访,发现林俊东离婚后,工作积极并组成了新家庭,陈倩如离婚后,虽未新建家庭,但工作积极,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父亲,并叫子女常去看望其父。3个子女当时都已经工作,陈倩如生活幸福。(当事人系化名)

省高院法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解决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组织”。

所以在过去,即使是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判决离婚”,往往也要与当事人所在单位或组织取得联系,由“组织上”出面具体落实纠纷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