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理与管辖,是民事纠纷导入诉讼程序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从1982年试行及施行后做了多次修改、逐步规范完善了民事纠纷的受理与管辖,但是,什么样的民事纠纷可以导入诉讼程序(关于受理的问题将另作阐述),法院(海陆)可以管辖什么样的案件,一直存在争议。研究这个问题,对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讼累、避免地方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老百姓口中的“告状无门”不仅仅单指“官司的输赢”,也泛指不知道向哪个法院起诉。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文化五千年文明传承,孕育着乡亲观念、造就出“熟人社会”。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在执法的个性化、心证的自由性影响下难免出现差异性。因此,个别案件的初始管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审判的走向。

当前,诉讼管辖问题相比以往日趋减少,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至今存在争议,且在实践中屡屡发生“争管辖、推管辖”现象。

人的共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民事案件管辖分为:地域管辖、专属管辖、约定管辖。级别管辖与指定管辖虽然也是属于管辖范畴,但不属于法定、恒定管辖,在17年前的民事诉讼法中,对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只赋予了异议权而没有上诉权。级别管辖、指定管辖的发生不是基于法定而是从属“或定”,是由上级法院根据案件审理的需要而做出的决定,是在三种法定管辖的原则上作出的以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基础上的管辖权变更。

“经常居住地”管辖,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中的一条重要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的延伸,体现了民事诉讼的“两便方针”,也是最最常见的管辖方式,毕竟公民之间的民事诉讼在我国民事纠纷中的比重很高。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除外。

居住地变更证明?随着公民流动的户籍管理规范,公安部相继建立了“暂住证”、“居住证”制度,然而这些证件能否证明为确定经常居住地的依据?

实际居住证明?以经常居住地周围的邻居或组织出具的证明证实其居住的事实能否认定经常居住地的事实?

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小夫妻两人在南京工作,两人均在南京有住房。女方老家在扬州,婚生一女由外婆在扬州抚养。由于生活琐事,小夫妻分居一年多。男方向女方的户籍所在地(也是其工作、住房所在地)区法院起诉离婚。在答辩阶段,女方提出管辖异议,以自己一年来居住在扬州,每天早上从扬州到南京上班,每天晚上从南京回扬州休息,并提供了扬州居住小区物业证明,证明其在小区居住的事实为由,提出其经常居住地在扬州。据此,区法院根据“经常居住地”管辖的原则,裁定将案件移送扬州的区法院审理。

本案管辖移送是否对错自有公论。我们这里需要研究的是,确定“经常居住地”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定的核心只有一个——“连续居住”。所谓“连续居住”,就是不间断的居住事实。“暂住证、居住证”以及居住事实证明,仅仅是证明居住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连续居住”的事实。一年三百五十六天“连续居住”而不是“累计居住”,这个证明是难以采取的,也是难以证明的,同时也留下了管辖权“操作”的空间。

在“经常居住地”居住后,出现出差、住院、外出求学、旅游等事由,经常居住地时效是否中断?“经常居住地”满一年后又到第三地居住的,是户籍所在地管辖?还是经常居住地管辖?还是当事人选择管辖?

选择管辖是指在同一个纠纷中有数个法院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由起诉人选择向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选择管辖是建立在法定与意思自治基础之上。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选择管辖既有法律规定作为依据,也可以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协商决定。相较以往版本的民事诉讼法,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意思自治的选择管辖做出了宽泛的修改。以往版本的民事诉讼法以及民诉法解释对当事人之间的选择管辖较为严格,一是合同约定的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超出的选择无效;二是约定两个或以上的法院管辖的视为约定不明,亦是无效。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创立了“意思确认在先”原则,即无论约定了多少个管辖法院,只要是具备法定管辖权的法院,以最先受理的法院为准,产生管辖的排他性。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法的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脉络看,侵权纠纷管辖是逐步扩大的,由最初的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

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实施地)、被告住所地法院是确定的,一般不会发生歧义,原告据此选择受理法院,被告不会提出管辖异议。但问题出在侵权结果发生地。现实诉讼中,侵权结果发生地认识上的分歧,给原告选择管辖法院多了“砝码”,也给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增添“理由”。

公民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其特殊性,一是结果的多发性。随着损害结果的加重进程,受害人(原告)可以一案多诉;二是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移动性。人身损害结果依附于受害人的人身,受害人的居住地变更,结果发生地随之变更。因此,公民之间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选择损害结果发生地,其实就是原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法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侵权结果发生地,由于侵权行为发生地与受害法人单位所在地有可能不在统一地,因而结果发生地认定产生了歧义。

民事诉讼中对法人的起诉,在选择管辖法院上一直存在异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法人的起诉由法人注册地法院管辖;法人注册地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一致的,由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管辖。而现实中,一些法人的办事机构比较分散(如财务机构在东、行政机构在西等),甚至有如南非国有两个首都一样“狡兔二窟”,如何确定主要机构所在地变为了原、被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攻防”要点。

法人住所地的确定已经够麻烦了,而“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确定显得更加“模糊”。至今为止,“结果”的认定基础是什么,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对法人的“侵权结果”是行为结果?还是损失结果?

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例:南京的一个公司在镇江承包了一个鱼塘。住在鱼塘不远的王某在家开了一个印染作坊,由于王某家的下水道直接通向鱼塘,因此,作坊的染料废水直接排向鱼塘,从而造成鱼塘中的鱼全部死亡,公司损失10万余元。

这个案件的管辖,如果选择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均没有异议;但如果选择侵权结果发生地就会产生异议。一种观点认为:鱼死亡的事实发生在镇江的鱼塘里,故而侵权结果发生地在镇江;另一种观点认为:鱼死亡本身只是一种现象,实质是鱼死亡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起诉的诉求是基于公司的经济遭受损失,因此公司作为受害人,其所在地是“结果发生地”。

正是基于上述分歧的争论不休,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做出了“侵权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发生地”为结果发生地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貌似明确了结果发生地,但细细研究仍然没有解决是什么结果,是“行为结果”?还是“损失结果”?是“有形结果”?还是“无形结果”?

同理,在经济交往中,如果一方的合同违约,另一方既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提起侵权之诉。如果选择提起侵权之诉,那么“侵权结果发生地”,谁能告诉我——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