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矿生:刑辩律师,曾在最高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工作十年。此前,曾在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受贿案有过出色的辩护。2009年11月,杨矿生出任文强辩护律师。

杨矿生:收得不多。按照当时我的行规,应该收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名人案件,我们不该在钱上想太多,只要能满足你的基本费用,在他们经济能力许可范围之内就行了。

杨矿生:我去(重庆)以后就把手机关了,和任何人都不通话。本来很正常的事情也不去做了。比如出门散散步、溜达溜达,跟朋友聚聚会、聊聊天,都取消了,没有心思,也不想再节外生枝。

杨矿生:没有,没看出来,文强作当过那么大领导的,办过那么多大案,在他手下办过很多大案要案,应该说他对死这个东西会有个人的一个理解,他就说,“死倒是无所谓,主要就是要弄清楚我该不该死”。

杨矿生:从我个人工作精神来讲的话,我付出的心血来讲,我觉得应该打99分,甚至说100分。但是从我业务能力状态的话,那就打个及格吧。

杨矿生:庭审的程序来讲是很公平的,很充分的,应该说程序上是无可挑剔的。庭审就是程序嘛,程序公正最重要的东西。

杨矿生:去年11月1日这天,下大雪,文强的大姐来找到了我,那时她已经找过一些律师了,也在网上了解过我的情况,所以想请我给文强做辩护。

她岁数那么大,身体不好,她还晕车,一坐车就晕,那么远,从重庆来到了北京为她的弟弟找律师,天还下着大雪。

她大姐是老大,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姐妹之间聚的很少了,弟弟原来当高官的时候,她没有沾到什么光,现在她弟弟落难了,她肯定要尽她一个做姐姐的责任,一份心。

杨矿生:这个律师费收得不多,按照当时我的行规或者我在这个行业的一些惯例做法,应该收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案件是一个重大的名人案件,我们律师不应该在钱上过多的想什么东西,人家只要能满足你一些基本费用,在他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支付一定费用就行了,所以我们在钱上没有过多的谈过这个问题,这是我跟他们家属谈过的,而且我也给他们发过函,都谈得很好。

杨矿生:我第一次见他,他穿的就是自己的衣服,戴个眼镜,当时他很冷静,当然,他见到律师还是挺高兴的。可是他毕竟当过很高位置的领导,所以能看到他身上那种领导沉着冷静的气质,而且他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思路很清晰。

讨论案件事实时,他讲得较有条有理,比如说组织一个辩护观点,对这件事情怎么来看,他想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的。

杨矿生:我以往的辩护对象主要都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几乎对自己的案件没有认识,案件是不是犯罪,一切都是交给律师来说。

而我和文强会有沟通。案件起诉书出来后,他看到这个起诉书的指控内容,会对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比如他说,“杨律师,我认为这个问题指控得对”,哪儿指控得不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到,他会分析。

杨矿生:我办过那么多大要案,从来都没有紧张,但是那次我记得自己走进看守所第一眼看到文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就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之后才不紧张了。

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媒体宣传了那么长时间,在我的大脑中关于他的信息已经很多很多,渲染的很厉害,真实的看到这个人的时,心理上可能会出现瞬间的紧张。

杨矿生:我想任何了解的文强都是他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截面,媒体过多报道的是一些娱乐化的东西,他的艳史,比如说多少多少个明星,多少多少处女,但是通过法庭审理以后,文强的形象基本上跟媒体报道很少沾边。

李庄作为涉黑被告龚刚模的律师,在离开庭只剩下14天的时候,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当事人。

杨矿生:李庄是12号被逮捕的,北京很多接过重庆案件的律师都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去不去重庆?”大家都紧张。我说肯定还是要去的,只要我们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过错的话,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但是大家在心理上还是有很大压力,我去了(重庆)以后就把手机关了,和任何人都不通话。正常情况下,我可以跟朋友打电话聊聊天,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到重庆以后我就关了手机,大门不出,不想因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节外生枝,本来很正常的事情也不去做了。比如出门散散步、走动走动,溜达溜达,跟朋友聚聚会、聊聊天,都取消了,没有心思。

杨矿生:对,因为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按照我们行规的理解,这个案件在公开审判之前,我们接触到的卷宗材料、案件信息都属于是内部的秘密,不能对外泄密,家属也是一样的。

家属的知情权是我们告诉他是什么罪名就可以了,具体的细节都不能告诉他。特别像文强这么重大的敏感案件,更没有必要告诉他们。我跟他的家属谈了,如果希望我很好的辩护,你们任何要求都不要提,任何案情都不要问。

他们离我远远的,就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给我找个宾馆住下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管。也不要和我太多的接触,保持一个很清晰的距离。

杨矿生:第一次开庭审理我觉得文强表现很好,很正常。他在法庭上能够正常的陈述自己的问题,能够正常的回答我们律师和公诉人的问题,也能够正常的表达自己的辩护意见,在法庭上没有任何情绪失控的举动,没有反常。

我们连续审了五天天,每天都审到晚上10点钟,最后一次不公开审理的强奸案是审理到晚上半夜1点钟,我们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点10几分的时候走出的法庭。

杨矿生:很累,你来不及想任何一个问题,全身心的就在准备法庭的审理、阅卷、思考、答辩、辩论、质证……就跟打仗一样,好像一个重大的工程,也好像一场大的战役。

杨矿生:结果出来以后,我们认为量刑过重,我认为一审判决,我们律师自己认为有一些正确的辩护意见,法院还应该采纳。

那天我听法官念判决书的时候,之前念了前面采纳了我们很多辩护意见,特别是文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去掉了一个,受贿金额又少了那么多,我们当时心里想,肯定就不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而是死缓,。

但宣判中间,我听到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之后,其中有一句话,“虽然辩护律师提出了赃款全部退还,还有部分主动坦白的情况,应当从轻处理,虽然辩护律师提出的都是事实,但是不足以从轻处理”,我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杨矿生:我就觉得文强没想到(会是死刑),我看了一下文强,他很平静,文强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很平静。

杨矿生:他就觉得压力比较大,时间比较紧,他说他能判断出时间会安排得很快,他希望我们律师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他几乎希望律师每天要有空都能去会见他,跟他讨论案情,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我们还要看卷,还要自己研究这些法律问题,我们不可能每天坐在那儿跟他聊案子。

杨矿生:没有,没看出来,文强作为一个当过那么大领导的人,办过那么多大案,在他手下办过很多大案要案,应该说他对死这个东西会有个人的一个理解,他就说,“死倒是无所谓,主要就是要弄清楚我该不该死”。

杨矿生:他当然认为自己不该死,我们一致都是这个观点。如果他认为自己该死就不用上诉了,或者说我们律师认为他该死,我们就会给他做工作,让他不要上诉了。

杨矿生:也讲过一、两句。就是他一个人住,生活还可以。当时他姐姐看他腿有一点瘸瘸的,就问他。实际上他经常坐着,不活动,时间久了(就有点瘸)。我们跟看守所的所长也讲过,他们对检查他的身体健康(这些方面)都做得不错,这方面都有保障,而且他可以抽烟。

他希望他的孩子将来有一个谋生的本领,能够成家,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这就是他对孩子最大的希望了。因为文强对自己未来的走向不太清楚,不管他怎么样,他将来是帮不了孩子的。不管他这次死还是能活他都是帮不了他的孩子的,他只能寄托他的孩子能够学一点本事,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能够成家,能够平安的生活下去,这是他最大的担忧。

网易新闻:最后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案子上的辩护表现?您满意吗?如果是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杨矿生:我个人认为我该考虑到的法律问题都考虑到了,我该发现的问题都发现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当然说的是不是很透彻、是不是很深刻,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文强他的家属和文强本人对我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是给予了肯定的。刑事辩护是跟演电影一样的,是有缺陷的活动,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你可能第二回、第三回会做的更好,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重复的。

从我个人工作精神来讲的话,我付出的心血来讲,我觉得应该打99分,甚至说100分,从我的工作精神或者我的工作状态来讲(也是这样)。但是从我业务能力状态的话,那就打个及格吧。

网易新闻:作为一个参与者,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你觉得文强案子在庭审的过程中,法律公正公平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

杨矿生:庭审的程序来讲是很公平的,很充分的,应该说程序上是无可挑剔的。庭审就是程序嘛,程序公正最重要的东西。

杨矿生:对,非常的同等,透明程度非常的同等。就是说他没有挤压任何一方,给控辩双方都有充分的说话的权利。

杨矿生:审判的质量应该还是高的,挑的是精兵强将。从全国十佳公诉人,审判长是很厉害的审判长。二审是省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官,审判长也是一个庭长,这些人的水平都是很高的。因为这些人的业务素质、业务水平已经高到那个份上来了,再加上他们领导的重视、组织的安排、时间上的充分,工作上的质量对我们律师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的。